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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(一)


  1956年,初夏。

  剑桥大学,三一学院。

  周维烈扔掉粉笔,拍拍双手的粉笔灰说:“好了,这学期的课程到此完结,祝同学们考试顺利。下课!”

  学生们陆陆续续离开教室,却有个金发妹子捧着课本凑上讲台。

  “教授,能讲一讲你新提出的‘周维烈纲领’吗?我对此非常感兴趣。”金发学生妹的眼睛眨呀眨,脸上挂着灿烂微笑,点点雀斑似乎都活了过来。

  周维烈收拾着讲义说:“你现在才大学二年级,等你读完研究生再来问这个问题。”

  “为什么啊?”金发学生妹语调拖得长长的,听起来更像是撒娇。

  周维烈完全无视,不留情面道:“因为现在的你还听不懂。”

  金发学生妹锲而不舍道:“那讲讲你是怎么完善并证明‘谷山—志村—周猜想’,又怎么把这个猜想跟你的‘周维烈纲领’结合起来的好吗?我们去酒吧或者咖啡厅慢慢聊。”

  “改天吧。”周维烈夹着讲义走出教室。

  金发学生妹气得跺脚,嘀咕咒骂:“真是台冷冰冰的机器,活该单身一辈子!”

  ……

  周维烈当然不是一直单身,他用四年时间拿到剑桥大学的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。十九岁时,周维烈跟随图灵前往美国曼彻斯特大学,担任计算机实验室的研究员,从事“曼彻斯特一号”的软件开发工作。

  在美国期间,周维烈交了一个女朋友。

  这段恋情无疾而终,周维烈有些郁闷地回到英国,受聘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数学讲师。又过了两年,由于对“黎曼—罗赫定理”的扩展运用,周维烈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,也因此当上了剑桥大学的副教授。

  今年是周维烈的数学成果年,他在国际数学会议上偶遇谷山丰和志村五郎,闲聊之际得知二人提出了关于椭圆曲线和模型式的新猜想。他对此非常感兴趣,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猜想有缺陷,于是补全并证明了这个猜想。

  数学界将其定名为“谷山—志村—周猜想”。

  与此同时,周维烈又在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《联系数论、代数几何与约化群之初步构想》。这是他在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研究的课题,当时只是零散的想法,结合近几年其他数学家推出的新的理论成果,周维烈终于补全了自己的猜想。

 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,直接震动了整个数学界,对未来数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,其成果被称为“周维烈纲领”。

  周维烈不但凭此荣升为剑桥大学教授,还被授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头衔,并被英国皇家学会吸纳为会员,更被科学杂志誉为“闪耀数学界的一颗新星”。

  此时,周维烈才26岁。

  ……

  剑桥大学的学生正在期末考试时,周维烈以探亲为借口,提前离校前往香港。

  拎着皮箱走出码头,顿时有七八个黄包车夫招揽生意,殷切问道:“先生,坐车咩?”

  “去太平山。”周维烈随便选了一辆。

  香港和英国仿佛是两个世界,街道上不仅有飞跑的黄包车,慢吞吞如龟爬的电车,还有拉着货物的牛车和驴车。许多奔跑嬉戏的街童,居然浑身上下光溜溜的,似乎家里连衣服都买不起。

  穷,香港非常穷,跟“东方之珠”完全扯不上边。

  车夫边跑边问:“先生到太平山哪里?”

  周维烈道:“去山脚坐缆车。”

  “山顶好风光,大半个香港都能看到,”车夫笑问,“先生是留学回来吗?”

  周维烈顺口回答:“是的。”

  车夫说:“那先生有前途,喝过洋墨水的都能赚大钱。我的崽就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学读书,成绩很好,等长大了我也送他去留洋。对了,先生贵姓?”

  “姓周。”周维烈道。

  “哦,还跟周先生是本家,”车夫嘴碎道,“周先生是大好人嚟嘅,办学校不收学费,专门照顾穷苦人。我的崽还会说国语,说得可标准了,比很多大陆来的人都更会说。”

  50年代的香港,国语是社会通行语言,因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。香港电影也基本是国语台词,主要票房市场为台湾(前几年还能卖去大陆),粤语电影要到70年代初才渐渐成为主流。

  周赫煊已经搬来香港十年,除了开矿设厂和走私物资到大陆以外,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兴办教育。

  创办私立中学和大学就不说了,周赫煊还在香港办了30多所希望小学。此时的香港学校数量有限,大部分小孩都无法读书,周赫煊的希望小学就成了穷苦人家的首选。

  周赫煊在办教育时掺了私货,但凡是他出钱创立的学校,学生必须会听会说国语,期末还有国语的口语考试内容。

  ……

  太平山顶,周公馆。

  周维烈按响门铃,门房老头揉了揉眼睛,突然欣喜道:“是大少爷回来啦!”

  “杜叔好。”周维烈笑道。

  “少爷还是那么有礼貌。”门房老头笑呵呵道。

  花园里几个小孩儿正在奔跑嬉戏,看到周维烈走来,他们顿时喊道:

  “大伯!”

  “哥哥!”

  年龄最大的两个都是周赫煊的儿子,去年周璇还生了个小女儿。至于喊“大伯”那个,则是婉容的亲孙子,周硕明在18岁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。

  周家二少爷周硕明读书不成,做生意也不行,唯一的优点是长得又高又帅。这货在读大学的时候,就把香港首富何东的侄孙女搞大肚子,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结婚——这也算香港两大家族联姻了。

  大学毕业后,周二少爷即进入家族公司任职,结果连连把事情搞砸,气得周赫煊把他扔进希望小学当老师。可周硕明居然在学校泡女老师,被他老婆知道后,顿时闹得学校不得安宁。

  离开学校,周硕明很快又跑去做演员,居然一炮而红,摇身变成红透东南亚和台湾的大明星,顺便晋升为香港娱乐圈的人形自走炮。

  短短几年时间,跟周硕明传过绯闻的女明星不下十位,最近又在疯狂追求新蹿红的女星陈思思。而且他似乎动了真格,三番五次闹着要离婚再娶,气得老婆直接回娘家告状去了。

  至于周家三公子周扬舲,常年居住在日本,协助母亲廖雅泉掌管着十多家企业。这小子似乎还想从政,闹着要加入日本籍,去年春节被周赫煊臭骂一通才作罢。

  周家大小姐周灵均也不省心,27岁了还是单身,一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到博士。她对于文学、音乐、绘画样样精通,眼高于顶看不起男人,博士毕业了还没正经谈过恋爱。

  周赫煊都怀疑女儿是不是同性恋,结果今年突然领着一个男朋友回家。那男的才20岁,大学都没毕业,比周灵均整整小了七岁啊!

  但不得不说,周灵均的小男友帅得一逼,并非娘娘腔气质的帅,而是英气十足那种帅,就特么跟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

  周赫煊终于知道了,女儿不是同性恋,而是超级颜控党。

  周家二小姐周纯熙则在英国定居,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闺蜜,并且受女王陛下的影响成了女强人。还在上高中的时候,周纯熙就跟着爷爷欧尼斯学习管理公司,如今英国皇家制药公司基本上是她在打理,欧尼斯只在幕后负责掌舵。

  去年初,周纯熙跟伊丽莎白女王一起出席王室晚宴,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对她一见倾心,并请求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出面做媒。

  周纯熙抱着无所谓的心态,尝试着比利时国王约会了几次,感觉还算不错,之后一直保持着通信。这位国王年轻帅气,谈吐不凡,学识渊博,而且性格开朗,简直一等一的钻石王老五。

  两人书信往来整整一年多,国王先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,于是亲自飞去伦敦求婚。

  周纯熙的回复是:她可以答应结婚,但有三个要求。第一,每年至少有九个月的时间,她必须住在英国打理公司;第二,比利时王室不得干涉她的私人生活;第三,国王先生不得有外遇,如果有外遇就立即离婚。

 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要求,国王陛下都表示同意,就是第一个要求让他非常为难,以至于现在都还在考虑期间。

  ……

  会客厅。

  周赫煊、徐志摩、叶灵凤和徐吁正在搓麻将,边打牌边聊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形势。

  抗战期间,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,战争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。他和好友邵洵美、项美丽一起,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,专门印刷各种抗战爱国小册子。

  这个时空,《论持久战》能在上海迅速传播,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。

  为此,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,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,而且还雇佣保镖、东躲西藏。

  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,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。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,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。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,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,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,徐志摩教文学,张幼仪教德文。

  至于叶灵凤,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,当年和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。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《幻洲》,被禁,又主编《现代小说》,被捕。抗战爆发后,叶灵凤参与编辑《救亡日报》,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,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。

 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,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。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,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,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,结果却被困在上海。他靠卖文为生,花两年十年筹集路费,途经广东、广西一路前往重庆,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。

 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“鬼才”,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,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《风萧萧》。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,讲述了三个女间谍(国党、日本和美国间谍)之间的斗争。

  描写谍战的《风萧萧》让读者耳目一新,当时是这样形容的:“重庆江轮上,几乎人手一纸……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。”不仅如此,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,即“后期浪漫派”。

  在搬来香港之后,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,整个60、70年代,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!

  “四条!”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。

  徐吁笑道:“老校长,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,让我吃也不是,不吃也不是。”

 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,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,所以他称周赫煊为“老校长”。

  “吃啊,送上门的还不吃?”叶灵凤笑道。

  “不吃不吃,自力更生,摸牌要紧,”徐吁笑呵呵道,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,坚决不吃嗟来之食。”

  周赫煊乐道:“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。”

  “那帮绿背,就是该骂!”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,“九筒!”

  “绿背文化”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,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。“绿背”之绿,是美元之绿,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“亚洲基金会”,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。

 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,三餐难继,生活窘迫,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,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。其中张爱玲的《秧歌》和《大地之恋》,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,文学质量奇差无比,只为拿美元过日子。

 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,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,对“绿背文化”深恶痛绝。跟政治无关,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,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。

  就拿张爱玲的《秧歌》来说,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“悲惨现状”。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,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?全靠瞎编乱造。

  整个50年代,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,一方是“绿背集团”,另一方是“反绿背集团”。

  “爸,我回来了,”周维烈推门而入,“叶叔叔好,两位徐叔叔好!”

  ……

  夜晚。

  周赫煊惊道:“什么,你准备去大陆?”

  “是的,”周维烈解释说,“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,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,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。两个月前,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,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。”

  周赫煊反对道:“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,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?”

  周维烈从包里拿出两卷微缩胶卷说:“这是英国最新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图纸,都被我用微缩胶卷拍下来了。”

  “你疯了,这是间谍行为!”周赫煊惊道,“还有,你怎么弄到的设计图纸?”

  “这个你别管,”周维烈笑嘻嘻道,“离开英国的时候,我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礼物里面,在英国没人敢拆开来看。”

  周赫煊沉默片刻,问道:“你真决定了?”

  “决定了。”周维烈表情严肃道。

  “你等一下,”周赫煊迅速写完一封信,告诫道,“把信交给周公,记住,只搞研究,不碰政治!”

  “明白了。”周维烈把信收好。

  对于儿子的选择,周赫煊并未过多干预。以他在香港发挥的作用,完全可以保证儿子平安无事,周维烈去了北边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对象。
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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